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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《易》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可以成立，那么这样一来，在我们的时代就有了另外一个问题。在远离史巫时期的当今时代，占筮所需的氛围在今天的智识阶层已经十分稀薄，即使在民间也未必看得非常认真，而在理性盛行的高等学府里宣扬占筮和卜卦算命之术，这显然是不合适的。因此，我们既要承认“《易》本卜筮之书”的观点，也要实现《易》道在解释和功能上的转化。实际上，这种转变至迟在春秋后期已经开始了，孔子说：“《易》，我后其祝卜矣!我观其德义耳也。”(帛书《要》篇)这是解释的方向问题!今天，如果从思想研究来看，如何把对《易经》这本书的解释转变为哲学性的，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。《十翼》的作者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，因为自春秋时期已经储备了相适的观念和开启了这一方向。如对于《诗》，当时贵族们可依据具体场合而作远离本意的解释，这不但不是失礼的表现，反而唯有如此，才具备谈话的资格，所谓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，这在方法上当时叫做“赋诗断章”(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)，也叫做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。对于《书》，孟子有一句话可以总括其态度：“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!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孟子就是这样以“仁”的原则来做理论，而十分理想地去衡断史事的，“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!至于《春秋》，孔子说它的编修即包含了“知我罪我”的微言大义及不得已的历史情境在里面!总之，这是那时候的学问风气，这种风气提供了人们对经典作义理化、个性化和自由化解释的正当性理由，而彼时士人亦如鱼渐水，置身于其中，浑然不觉。